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用好用足政策空间，提高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使政策力度更大、效果更好。

按照安排，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赤字水平和赤字规模均为近年最高，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说。

赤字率提高，财政支出更有底气。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比上年明显增加，达到29.7万亿元。在加大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加快各项资金下达拨付。

3月10日，山东省发行专项债券476.7亿元，用于棚改、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政府存量投资项目；3月13日，河南省发行政府债券67.42亿元，均为再融资专项债券，进一步缓解市县债务压力……各地紧锣密鼓发行政府债券，推动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显示出财政政策正在加力发挥作用。

今年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更多支撑。按照预算安排，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4.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5000亿元，支持地方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向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倾斜。

此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建设，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发行首批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加上弥补赤字的国债，今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大、节奏快，不仅有利于从实质上提升经济增长动能，而且有助于稳定投资、消费预期，在重点领域发挥支撑和保障作用，以财政发力换取增长动力。各地积极响应，紧抓快干、靠前发力，促进提振消费、稳定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说。真金白银提振消费

近日，2025年云南省家装消费品换新正式上线，第三轮“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开抢。

财政政策“真金白银”大力支持消费，有效促进市场升温。《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系列举措中明确，“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财政资金对促消费撬动作用明显。去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汽车、家电等相关产品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今年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规模比上年翻了一番，扩大政策覆盖范围、优化补贴申报流程、健全回收利用体系，撬动更多大宗消费，特别是将手机、平板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满足消费者更多需求。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进一步提高，不仅力度加大，而且对“两重”“两新”的支持范围扩围，除了继续形成大量的优质基础设施优化供给结构外，还将有力促进设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财政政策支持消费不仅在于资金补贴，还体现在一系列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结合起来，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

今年预算报告明确，支持扩大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促进数字、智能、文旅、体育等消费新热点加快发展。新增安排奖补资金，支持地方推广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同时，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更好惠民生促消费。例如，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适当提高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超3亿人受益。加强对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的支持。发放育儿补贴，建立学前教育国家资助制度。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认为，在扩大内需方面，财政政策积极发力具有多方面优势，通过直接的资金投入，为消费品以旧换新、重大项目建设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种直接的资金支持不仅解决了扩大内需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还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了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同时，财政政策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针对性，通过提高养老金、医保补助等措施，直接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探索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在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财源。

“在消费税改革方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此次进一步明确先从部分品目入手，意在增加地方财力，也是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发力点。”罗志恒说。

李旭红表示，深化地方附加税改革研究、加快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保障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

同时，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103415亿元，剔除2023年增发国债结转至2024年资金因素后，同口径增长8.4%，加强地方财力保障，支持地方做好“三保”工作。安排促进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激励地方主动发展经济，做大收入“蛋糕”。

罗志恒表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制度，在发挥转移支付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侧重公平职能的同时，嵌入效率因素，鼓励经济大省多发展多创收，提高其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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