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28日A股上行的态势看，投资者对前日晚上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表示认同，这也是有望入围“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股价出现不同程度上涨的原因。

应当说，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此前，中国已经有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提法，而且也已经对这些银行实施了特殊的监管框架。所以，《指导意见》只是把系统重要性证券公司、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以及那些从事金融业务的非金融机构纳入体系，加厚了中国金融安全底线上的安全垫。

《指导意见》明确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范围，规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流程和总体方法，以及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分工合作的规则，其显著特点有三：一是业务全流程;二是行业全覆盖;三是监管全上阵。

它突出了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监管理念，突出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金融管理事务、实务上的综合协调力。其目的在于弥补金融监管短板，引导大型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

这应当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尝试，是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突破，

在发达国家，金融稳定问题一直备受重视。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前身就是由G7国家发起的一个合作组织金融稳定论坛(FSF)。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破产倒闭震惊世界;2009年4月2日，G20伦敦金融峰会决定，将FSF成员扩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G20成员，并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简称FSB)，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并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概念。

针对全球的情况，FSB在2011年11月4日提出了首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一共29家，中国银行在列;此后这份名单每年更新一次，2015年11月4日，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全部入列。FSB设计了一整套机制，确保国际上各种监管标准不会出现竞相宽松的攀比。

G20接受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也意味着G20成员接受金融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原则。随之，G20成员国纷纷建立本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中国也不例外。原来仅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而《指导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微观审慎监管扩展至全部金融机构。

《指导意见》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一是尽可能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二是万一出现问题，需要确保问题得到安全、快速、有效地处置，保障关键业务和服务不中断。

当然，还要防范发生“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这是一个辩证关系的拿捏。按理说，一个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就应退出市场，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否允许其退出市场?如果不允许，这些金融巨无霸不就“大而不能倒”了吗?这显然有违市场原则。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华尔街金融巨头“大到不能倒”，消耗了大量政府税收、公共资源和国民财富，引发美国公众强烈不满，甚至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事后看，一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不仅危机前存在误导公众的欺诈行为，而且部分高管赚得盆盈钵满。

正因如此，强力约束金融巨无霸的经营行为，不仅是必要的金融监管职责，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公平和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措施。当然，这样做不是没有副作用。

比如，确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势必是金融监管环境多元化，而限制了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弱化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的。从历史经验看，金融运行效率无需过高，否则可能将是重大风险点。著名的“托宾税”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减低金融的运转速度而降低金融风险。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金融的运行速度在不断加快，而大量金融杠杆就是金融周转速度过快的结果。比如负债与资产错配的日益严重，都是负债短期化、周转速度过快所致，这样的情况需尽快予以纠正。

还应看到，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很快，使得传统金融机构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把大量金融业务置于互联网平台之上。这当然给金融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过去不存在的问题。

比如，金融风险的传染速度前所未有，小小的一件事会引发轩然大波，“蝴蝶效应”大增。仅以P2P为例，一家很小的公司出事，立即会导致投资者对所有平台产生“无限质疑”，导致整个P2P行业的危机，进而会牵涉与之存在业务往来的其他金融机构，一层一层地传导下去，后果不可小觑。

因此，单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也许还不够，在互联网已经无所不及、无孔不入的时代，关注金融安全问题必须更加贴近时代特点。金融风险的物理隔离、监管隔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心理隔离、预期隔离，甚至情绪隔离，这也许是金融审慎监管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钮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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