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为日本启动“召回”部分日本企业的计划、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议鼓励美国企业回流、部分企业向东南亚迁移等事件，有关“外资撤离中国”的一些说法在国内舆论场引发关注。

毫无疑问，疫情蔓延导致本国出现特定商品的短缺，这是部分国家希望企业回流的原因之一。但客观而言，外资企业的跨境投资是一种长期资本活动，需要从中长期角度观察。就算政府有意让企业回流，但决定权还是在企业手里。“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这本身也是正常的资本流动现象。以“非典”为例，虽然疫情期间外商投资额出现环比下降，但之后数据很快开始反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量质双升”。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63%的受访企业有意在2020年扩大在华投资。近期美资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已很踊跃。说白了，影响资本最终流动的是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营商环境等长期因素。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对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比较有限。

就企业自身的选择来说，搬迁意味着必须进行新的投资。而疫情暴发导致的经济衰退，极大削弱了企业新投资的动力。有专业机构预测，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易被疫情、汇率、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更多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这样的现实权衡，显然不是政府单纯补贴一些回流成本就可以兑付的。此外，中国在抗疫过程展现出的强大组织能力，以及推动复工复产的管理能力，较之其他潜在市场更有优势。这已经成为TMT产业链中全球龙头企业的广泛共识。

资本流动有其自身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以“政治压力”为转移。根据美国学者迈克尔·科林斯的研究，2002年至2018年，美国38个制造业行业中有37个行业的工厂数量和员工人数都在下降，特别是关键基础性行业持续下降。这也意味着尽管美国政府这几年不遗余力呼吁制造业回流，但制造业日益“空心化”的趋势却没有根本逆转。对于某些国家强迫制造业回流的举措，我们不必太在意。当然，对于个别外资企业将产能转移出中国市场的情况，我们也应认真评估其负面影响，理性处理。

中国不缺乏底牌。220类行业产量居世界第一，是全世界唯一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熟练工人和工程师储备也是全球最多。这赋予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只要看清全球产业链的动向，用好用足政策储备箱，我们就能保证中国产业的景气度，进而保持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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